1.      进葛门

1989年9月，我作为一名新生正式进入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加入葛修润先生领导的岩石力学数值方法课题组。之所以选择葛门读研究生，我的直接领导，原冶金工业部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的梁兆华先生功不可没。梁先生曾给我讲过很多大冶铁矿边坡稳定研究的故事，认为跟着葛先生会有助于我个人的学术成长。至2004年12月，我离开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前往四川大学就职时追随导师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5年，我也由一名学术新兵成长为一名研究员，对岩石力学、数值方法与岩石工程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葛门虽然成名于数值方法，但是实际研究领域极为宽泛。我学习与工作期间就先后经历了RMT-150研制，非接触式变形观测技术和滑动测微计研发等，白鹤梁无压容器方案和钻孔局部壁面应力全解除法(BWSRM)研发也已经起步。但是我个人感受最深的还是先生的工程思想。下面仅举两例以缅怀先生的终生教诲。

2.      大冶露天矿的起点与终点

据说大冶露天矿边坡稳定是先生从前苏联留学回国后从事的第一个岩石工程研究项目，当时论证的是南帮最优边坡角问题。1990年基础课学习结束后，我第一次聆听先生报告也是大冶铁矿边坡安全问题，只是主题改成了北帮F9断层通过部位的滑坡加固。那次报告充分体现了先生的工程思想：地质调查和地质模型是基础，数值分析是手段，而最终的决断取决于安全监测成果的综合分析。可以说先生的那次报告为我终生的学术之路奠定了基础！

2001年我从加拿大回所后，开始了独立的学术之路——滑坡灾害研究。第一个承接的咨询项目也是大冶露天矿，主题也做了相应改动，为象鼻山北帮滑坡体下挂帮矿开采的安全保障问题。当时大冶露天矿已经闭坑，为了解决200余人的就业问题，矿方拟重启70年代因滑坡而闭坑的象鼻山矿坑，提出的技术要求就是不能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应对该挑战，我们遵循的还是先生的工程思想：地质先行，监测预警。经过2年多的努力，顺利地完成了预期任务。工程地质学家刘广润院士在评审该项目时使用了“虎口拔牙”来形容其难度。虽然该项目最终以“不具备工程推广价值”在湖北省报奖失败，但是当年提出的滑坡地质模型却成功地揭示了2018年金沙江上游白格第二次滑坡监测预警失败的原因。

大冶露天矿作为亚洲最大的露天坑目前已经成为“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葛门可以说见证了其科研之路的始终。

3.      三峡船闸中隔墩去留争议的解决

葛门对三峡工程的参与可以说贯穿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始终。早年的工作我们这一代人不熟悉，仅从1994年开始，葛门参加的论证工作包括永久船闸和临时船闸边坡变形与稳定、左非坝段和地下厂房安全、库岸边坡稳定等。

三峡工程无小事，任何技术问题的论证往往都会有多家高校或科研单位参与，即“背靠背”完成。仅以永久船闸为例，不同单位的变形计算成果存在着量级差异，南北船闸之间拟保留的岩石隔墩全部进入塑性状态，同时由于船闸闸门对变形控制要求极严，是否存在蠕变变形也争议极大。先生在论证会上提出有限元理论是从金属材料发展过来的，岩石塑性区概念不能等同于金属塑性区概念，建议利用当时业已形成的临时船闸与升船机沉船箱之间隔墩进行包括地质、地球物理、岩石力学测试、数值分析与反分析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澄清相关的概念争议。

经过岩土所、长江委和香港大学等单位近2年的联合攻关，最终结论是所谓岩石塑性区实际上反映的是岩体开挖松动行为，就隔墩而言相对于未扰动岩体，松动区岩体的P波波速降低34–38%，钻孔弹模降低12–31%。这种降低是原有结构面张裂或错动造成的，松动区岩体并未产生新的结构面，或者说岩块的性质基本维持不变。由于结构面以刚性为主，岩体的蠕变变形不会很强烈。该结论为结束永久船闸的学术争议和加固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

80年代的研究生招收指标很少，89年整个研究所也就招收了四名研究生，分布在四个课题组。记得当年在师门学习时只有基础课学习的考试压力，没有大小论文压力，也没有奖学金压力。师兄弟不多，但是相处很和谐，一起抽烟打牌，也一起讨论理论或编程问题，当然也一起协作完成课题组的科研任务。挣钱不多，但很快乐！

课题组的丰定祥老师、谷先荣老师、吴家秀老师、杨家岭老师、冯树仁老师等也很和蔼，不论是学习问题，还是生活问题均能得到他们的指点与帮助。早期觉得先生是最严肃的，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是一位很纯粹的学者。首先思想很多，经费不足。RMT-150研制期间，任何材料、结构或加工工艺问题均可能导致预算严重超标，90年代先生似乎一直在为科研经费不足犯愁；其次对学生很慷慨，每次聚餐，他一定会点两份蹄髈，担心学生没吃饱；再次很随和，没架子，即使当上了院士，一起出差时也经常与学生同住一室。

呜呼，从今往后再也听不见先生的呼噜声了，先生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