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导师葛修润先生于2023年1月4日病故，内心万分悲痛！因为出差，来不及专门写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只好改改八年前葛先生80大寿的时候我写的一篇长文来纪念我的老师！

　　(一）歪打正着 幸入葛家军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拜师到如今，一转眼，三十七年过去了。作为弟子，虽然认识先生三十多年，专业上知道先生厉害，可先生到底有多厉害，至今也说不清，不过，至少全世界有四分之一还多的人都听说过先生的名字，说先生桃李满天下也是恰如其份。既然在专业上不知道先生到底有多厉害，学生只好回忆回忆与先生的几个小故事，以此怀念我最敬爱的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中期，读研究生是很吃香的，因为那时的人还有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再加上是文革后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不久，招的学生很少，又没有关系可言，用“考上研究生比登天还难”来形容当时的考研是一点也不过份。由于自己不想去煤矿（我大学的专业是采煤），于是决定碰碰运气，大学毕业时考考研究生。学采煤的，又不想去煤矿，在当时，除了岩石力学就实在没有别的专业可报了。因大学一老师的关系，在大二的时候就认识了长沙矿冶研究院大名鼎鼎的刘宝琛，并与刘老师有着非常好的私交，于是决定考他的研究生。事不凑巧，同班同学一哥们也坚持要报考刘老师的，因刘老师只招一人，我不得不另想办法，于是来到图书馆查资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找到了招岩石力学学生的单位：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那时的中科院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岩土所当年只招8人，同学们都认为我考不上，有点高攀。虽然招得不多，考上岩土所也的的确确很难，不过那一年我真的很幸运。所里一共招8人，其中5人已被推荐，余下的三个指标有24人竞争，考试结果自己还在前三名。那个时候，通讯很不发达，虽然知道考的是葛先生，但对葛老师是一点也不了解，既不知道先生长的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先生研究的是什么玩意。在去武汉面试的时候，来到长沙见到了刘宝琛，刘先生一听我要到葛老师那儿去面试，很是高兴，对我讲：“虽然葛老师的名气在岩土所现在可能不如我的同学朱老师大（朱先生当过岩土所的副所长），不过，在中国的岩石力学界，他是做学问做得最好的，能做他的学生，是你的福份” 。至此，我算是对葛先生有了丁点感觉。 

　　当年的面试是在四楼葛老师办公室进行的，面试我的除了葛先生外，还有丰定祥和谷先荣老师，面试的问题主要是由葛老师提。问题不多，现在看来也不难，不过当年的我，水平实在有点低，加之紧张，简单的问题都答错了，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两个问题。葛先生用两个手的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园圈，问，“当在圈的两侧加一个单元力，圆圈最上和最下的两点的竖向力是多大？” “也是一个单元的力”，我不假思索的回答。“哈哈，你的力学功底还要加强啊！” 老师半真半假的笑着说。然后又问了一个煤矿用的多点自动巡回检测仪的问题，虽然这个仪器现在很普通，可那时候在中国算是很先进的了。很幸运，我大学的毕业课题搞的就是煤矿矿压仪器仪表调查，对这自动巡回检测仪还比较了解，回答得让葛老师满意。面试的结论是：小曹的专业知识较好，基础理论有待加强。在面试完后准备回老家的时候，我心情坎坷不安的来到葛老师办公室打听是否有希望，先生风趣的说道：“回去吧，快回去吧，干部处会告知你结果的，总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吧”！

　　几个月后，我接到了岩土所的录取通知书，于1986年9月正式成为葛家军的一员。哈哈，也因为面试的那个圆圈问题，葛先生硬是让我在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呆了一年半，比别的同学多学了半年的力学。 

　　嘿，当年的我真是有点歪打正着，幸入葛家军！

　　（二）既做学生 又当老板

　　葛老师对任何与专业有关的新鲜的东西都有着非常敏捷的感觉，学生们常常以此为（自）豪，私下里谈及，总是戏说先生长着一个“狗鼻子”。当时，跟随葛先生的几位师兄师弟都搞岩石计算：从弹性、弹-塑性、到弹-脆-塑性，从有限元、边界元、到无界元，什么都有。研究的对象也五花八门，不过大都跟工程有关：有搞大冶铁矿边坡和尾矿坝及采矿古遗址保护的，有搞葛洲坝坝址的，也有搞三峡大坝选址的，还有搞西安石菩萨保护的。葛先生的弟子们也都很能干，弄出来的东西既前缘又漂亮，总是得到同行的肯定。 

　　从中科大回到武汉后，葛老师一开始也要我搞有限元，准备的课题是大冶铁矿尾矿坝渗流计算。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趁暑假到全国各地走，搞调研，收（集）材料。于是，我平生有机会第一次去了南京，拜访了南京大学的薛禹群和南京水科所的沈珠江；第一次去了上海，纯粹是公款旅游；第一次去了天安门和长城，并到力学所和石油部情报所查了不少资料；最终，也是第一次去了沈阳和长春，既走了亲戚，见到了离家几十年的亲伯父，还拜访了郭尚平等一批老前辈。那时的学生，最喜欢做的就是出差，因为出差补助高啊！我当时的助学金是每月45块，出差补助实行包干制，每天17块。一路下来，等回到武汉一算，三十多天，天啦，葛老师让我成富翁了。

　　出差的结果是带回来几大袋的资料，都与渗流计算有关。等到把资料看完，我对搞有限元分析一点兴趣也没有了。究其原因，一是自己的计算机编程能力差，看到师兄们搞计算搞得很辛苦，担心自己搞不出来，毕不了业；二是搞渗流计算觉得没有多大出息（自己无知），不是自己的最爱。于是，鼓起勇气，决定和葛老师谈谈。真没想到，葛先生是那样的开通，竟让我自己找个题目做做。看到葛老师正在搞岩石节理方面的有限元分析，我就顺杆往上爬，选了“岩石组合节理面抗剪力学特性的模型试验研究”做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课题是选定了，而且是自己很喜欢的，可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实验得准备试样，要消耗不少的体力；其次，用机械记录仪来记录岩石节理面抗剪试验的那条力与位移曲线相当困难，特别是对于脆性材料，要记录到最大剪力点和其附近的破坏后区就更不可能。几个月下来，不但自己累得半死，实验是一个也没成。那段时间，急得我真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心中无主。是接着做，还是再换题目呢？接着做，恐怕没法毕业了；要是换题目，葛老师又会怎么想呢？想来又想去，最后决定找葛老师谈谈。来到办公室，葛先生听完我的汇报，没有半点责备，当场就作出了三个决定：一、题目不能变；二、每月花300块钱给我聘请一个做实验的临时工；三、在组里抽调搞计算机的工程师董宏瑞来帮我，开发一个数据自动采集系统。至此，我终于当上“老板”了！哈哈，让学生当老板做论文，恐怕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不多见吧！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舒舒服服的做着“老板”。每天除了规划和设计要做的实验及打听数据自动采集系统的进度外，就是和所里的那帮朋友们聊天，天南地北的聊。聊到毕业的时候，额外收获一“大吹”的雅号。到如今，还有好多朋友只记得我叫“大吹”呢！

　　一年后，实验全部做完，结果相当理想，论文写得也很顺利。论文第一稿完后就送葛老师审查，哪知葛老师不满意，要求再改改。论文按要求修改了一遍，葛先生还是不满意，坚持不送审。几个回合后，我最终知道，不是论文写得不好，而是葛老师认为研究做的深度不够，担心通不过。修修改改，到了7月，葛先生终于同意将论文送审了。于是，我高高兴兴的把毕业论文送给了陶振宇和郭见扬两位教授。

　　大约一个月后，陶振宇教授和郭见扬教授的审查意见回来了。在打开评审书的时候，葛老师还在担着心，害怕评审通不过。那个时候，人们办事确确实实是“钉是钉铆是铆”啊。至今还记得，首先打开的是陶教授的信封，只见葛老师脸上立马堆满了笑容，接着又打开了郭教授的信，葛先生手一挥，“准备答辩”。嘿嘿，评审书上写的什么，大多现在记不清了，不过，有两句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那就是陶教授的“该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和郭教授的“该论文的研究成果属于国内领先......”。

　　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答辩的准备很快就做好了。记得答辩那天，来了陶振宇、郭见扬、葛先生、谷先荣和李光熤等教授。答辩室里挤满了同学和朋友，答辩始终在热闹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经常是这个老师提问，那个老师作答，我只是在旁边笑笑，搞得负责照相的都比原计划多用了一卷胶卷。好不容易答辩完毕，老师们投票，投票结果是四优一良。让我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刚刚宣布投票结果，李教授就来道歉了：大吹，实在对不起，那一票“良好”是我投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答辩，不懂行情，以为“良好”就是最好的了，下次等你博士答辩时，我一定给“优”。哈哈，李先生实在是太认真了。 

　　嘿，在葛先生那里的这段“既做学生，又当老板”的美好时光，让我至今难忘啊！

　　（三）亦师亦友 如兄如父

　　与葛老师的关系用“亦师亦友 如兄如父”来形容真的是恰如其分，这种关系无论是在读研究生期间还是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作为导师，葛先生在专业上总是帮学生创造尽可能多的学习机会。那时候，我们经常跟随葛老师出差，有时是大冶，有时是宜昌，有时是西安，有时又是广东。葛先生有一大爱好，喜欢吃糖。在每次出差之前，都要到力学所的商店里买上几斤糖粒子，用那种大大的棕色资料袋装着，在从武汉到出差目的地的路上，拿出来分发给大家。一路上总是有说、有笑、还有吃。那时候的人不像今天，很穷，工资低。虽然岩土所当时是“三位一体”改革开放的先锋，职工每年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奖金，不过，葛先生这个组的职工的奖金总是偏低：一是搞岩石计算的课题经费有限，搞点钱不容易；二是所里的政策存在偏向，葛老师组不在照顾之列。尽管如此，每年过年的时候，总能看到葛先生带着丰老师和谷老师，提着几大袋糖，到研究生宿舍来看望我们这些学生，每人一袋。读研究生的那几年里，年年如此，雷打不动，看得其他导师的学生好羡慕！

　　我比较幸运，在研究生的最后一年里，被所里安排和葛先生同住36栋楼，进出同一门洞，他家在三楼（记忆中是三楼），我住六楼。因此，很多次，早上一同走出门洞，去上班；下班后，又同时走进同一门洞。那段时间，应邀经常去葛先生家，谈论研究课题和毕业论文。每次去，师母总是热情款待，热茶和国外的巧克力吃过不少，有时还在他家吃饭。先生和师母真的把我当自己的小孩看待。

　　用“扶上马再送一程，有求必应”来形容毕业后葛先生对我的关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由于89年“动乱”的原因，毕业后好长一段时间都被闲置在所里洗脑，整日无所事事，没有单位接收，好不容易在年底找到了一个勘察设计施工单位。刚刚工作的时候，和野外一线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着相当艰苦的生活。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级单位的一把手来工地视察，看到年轻的我正抬着几百斤一根的钻杆的一端，摇摇晃晃的，便好奇的问了工地主管，“这小子是谁？”了解情况后的第二个星期，我就被调到总部做副总工程师去了，说来还真有点幸运。

　　在武汉单位做副总主持岩土工程施工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那几年里，有两次比较大的事都得到葛先生的帮助和关照。一是破格提拔为高级工程师：那个年代，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大学毕业做助理工程师要五年才能提工程师，做工程师又要五年才能提高级工程师。这些政策，在我工作两年后，有些许变动，只要满足规定的六个条件中的三个就可以破格提拔，不过必须经过答辩。嘿嘿，本人还算幸运，当年在我所在的那个两万多人的厅局级单位，就两个候选人，我竟然是其中之一。当年的答辩，虽然不是像考大学，但还是蛮正规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有刘广润院士，葛老师（院士），单位的老总，及上级主管单位的总工和人事处处长。答辩委员会里，真正懂专业的人不多，因此，问题大多由葛先生和单位老总出。还记得，在葛老师提出的问题中，有好几个就是在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上提过的，因而我也就回答得如鱼得水。最终所有评委打分，得到9.8分的高分（满分10分），顺利的通过了答辩，破格提拔了高工。二是我的一个课题评审：那个年代，即便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要申请到一点课题经费也是相当困难的，在我去之前，像我们那样的设计施工单位几乎就没有人拿过什么有经费的研究课题。我算比较幸运，在刚刚担任副总的时候就得到一个1.5万的课题。在课题完毕评审的时候，单位领导很重视。不但请来了武汉市建委的主任和副主任，还把武汉市有名气的相关专家都请了，葛老师就在其中。那天的评审，一如既往，在葛先生的关照下，得到一致通过。此项研究成果，不仅写入地方设计施工规范，还在我离开武汉后，被单位报（得）奖了。

　　由于某些原因，后来不得不结束在武汉的美好时光，来到深圳某单位做总工。当时的深圳还是人人向往的地方。来深不久，单位领导为了利用我的人际资源帮公司搞项目，要我出面聘请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刘祖德教授和葛先生做公司的顾问。等我与两位一商量，葛老师和刘教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那个时候的人当顾问，真是白干，一分钱报酬也没有。就这样，两位教授一直帮我两年多，直到出国为止。在这段时间里，连饭都没有请他们吃过几次。

　　葛先生在我工作后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很多，可我帮他做事的机会就少。记忆中只有那么一回，有次葛先生在香港大学讲学，突然牙疼，打来电话，要我帮忙在深圳找一个牙医。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接到先生电话后，我火急火燎的找关系，托人帮忙请到了深圳最好的牙医。先生的牙疼终于得到有效治疗。在离开医院的时候，葛先生坚持要自己付那180块钱的牙医费。

　　在深圳干了两年多后，我就带着全家离开深圳去了加拿大，此后，与葛先生的来往相对少了。在加拿大，为了帮我申请奖学金，葛先生还专门给学校写过推荐信。后来到了美国，我们偶尔打打电话，互寄贺年卡!

　　三十多年来，不管我是在武汉、深圳、还是加拿大或美国，也不管葛老师在国内、香港、还是在国外，只要我打电话去，先生一提起电话听到“葛老师好”时，先生立马就会用带上海的普通话说“啊，是小曹！”。接着，从电话里，就听见师母在离老师好远的地方重复着“小曹，美国的小曹?“。边说就边跑到葛老师身边来听电话了，从生活，家庭，学习到工作都要问个遍，简直如同我给自己的老父母打电话一模一样。

　　2021年的年中，葛先生跟上海交大的侯师弟说他想要跟我视频一下，在侯师弟的帮助下，我们聊了蛮久，看到轮椅上的先生，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我们谈及86年刚刚见面的情景，先生面试我的问题，论文指导，岩土所食堂吃饭的故事，及毕业后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视频中，先生告诉我，他有一本书年底出版，出版后会给我寄一本到美国的。我说，在先生90大寿的时候，我和我夫人一定回上海来陪先生过生日，……。

　　如今，先生仙逝，万事俱往唉，呜呼哀哉！

　　愿先生一路走好！葛老师，您安息吧 （RIP）！

图1：研究生毕业答辩时，葛先生帮我应付难题（1989年8月）

图2：师生照（1989年8月，答辩完毕合影）

图3：破格提拔高工答辩会现场之一 （1991年2月）

图4：破格提拔高工答辩会现场之二（葛先生和刘广润先生，1991年2月）

图5：2002年葛先生回寄给我的新年贺卡（2002年2月）